文/劉介修
我對於目前社區營造當中一些發展很感到不知所措,特別當各種關於社區發展的論述都被放在社區營造這個大帽子底下之際,社區營造的焦點愈來愈不那麼清晰。
事實上,當前社區營造論述以逐漸展露出一種「地方治理」的邏輯,而在這個邏輯底下,每個地方政體都是從「競爭力」出發,地方政府以此建構各種地方發展的行動,所關心的是如何增加就業機會,如何增加觀光人數,如何開展「文化創意產業」。不過在這種發展觀光的社區發展架構中,一種「對外」的社區發展,一種強調地方「競爭力」的發展模式成為主要的論述,而對於更深刻的問題,如人的增能、民主的深化、生態等,基本上並不注重。 David Harvey 就很悲觀地認為,社區發展注定會是「退步的」。這個特定,或者當前主要的社區營造論述的形塑,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當中可能蘊含的主要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下的現代化「發展」論述。
當代「發展」論述的形塑事實上標示著戰後國際關係的變遷,歐洲回應帝國力量瓦解之後,一套和經濟、軍事霸權同行,對於殖民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宰制。此時,「第三世界」和「低度發展」被創造出來,成為全球國際關係在「東」、「西」方之外,世人標定自身,以及和他者關係的另一種方式。戰後冷戰結構下,美俄的角力在「第三世界」直接交鋒,以「發展」和「現代化」正當化其政治、文化勢力的擴張。同時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亟需開闢新市場,而原物料的穩定供給更成為歐美國家的要務。「第三世界」在全球政經爭奪中於焉成形。
「發展」的論述透過將「貧窮」以及「第三世界」的標定與問題化,將自身建構成為一套霸權。這背後隱含了將歐洲發展的特定歷史經驗「常態」化,建構出一個有次序性而穩定進化的「發展」過程。同時,這套論述無視於社會文化變遷以及經濟宰制關係的政治性,試圖以科學和技術建構起服膺於「常態進程」的「技術模型」來「救贖」貧窮世界,並透過「發展」的社會行動的制度化與專業化使其得以運作。在人道主義的關懷背後,「發展」論述形成了更為隱晦細緻的知識、權力與宰制的新形式,再製著戰後全球不平等的政經結構。
將「發展」問題化,並非意味著否定擺脫經濟剝削,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必要性。將「發展」論述知識與權力建構過程的歷史「攤開」,提供了我們看見這個過程背後所蘊含文化與論述宰制特徵的特定「發展」論述的可能。這意味著,唯有透過立基於在地的知識建構和權力關係,才可能「長出」真正擺脫經濟剝削與文化宰制的社會「發展」的種子。
「社區營造」如果被放在這個「發展」的架視野下來理解,曾經揭示著我們從在地文化與社區建構過程中,回應這個全球經濟與文化霸權的可能。從這個觀點出發,讓我們不禁發問:台灣當代開展的「社區營造運動」開宗明義即以「社區」作為其「發展」的起點,然而社區在建構其社區營造論述與實踐過程中,是對「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服膺,或者在什麼意義上成為一種「抵抗」?或者「社區」如何融合了「現代化」與「發展」論述而開創出什麼樣新的版本的「發展」論述?或者,我們可以從「社區營造」的故事,得到什麼「在地抵抗」的啟示?
這帶領我們回到「社區營造」的最根本的開始:「社區營造」所追尋的究竟是什麼?這值得所有投身社區營造工作的朋友一起來回頭思索,因為如何從社區行動當中,醞釀一個更為「進步」─更加平等、民主和重視人權和環境的社會,不正是我們長久的關懷?
延伸閱讀:Escobar, Art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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