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放伴挽」的精神把社區故事說下去－獻給崎頂的歷史學家們

《文/劉介修 照片由林朝輝先生提供》


今晚到竹南崎頂和社區的朋友作社區史出版工作的定稿。大家決定把這本即將出版的社區史定名為「崎頂放伴挽」。「放伴挽」即是大家在西瓜、花生採收期間相互換工採收的福佬語，說的是大家作夥互助來完成農作的社區習慣。

這幾個月社區的朋友用「放伴挽」的精神，大家一起完成了這本社區史，我寫了一篇文章，獻給崎頂的歷史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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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和各位相遇，那天晚上在「保興宮」旁邊的社區活動中心。你/妳們生於崎頂，或者遷徙而來，或者因為理念而和大家聚首在這裡。我很幸運，和大家一起探索崎仔頂的故事。你/妳們是崎頂的歷史學家。

當初我還記得各位跟我說：「我們想自己來寫社區史！」我聽到這句話為之振奮，一直振奮到現在，讓我每每在舟車往返社區的疲憊當中，總是神采奕奕地定期和大家討論進度，彼此分享遇到的新鮮事和困難。

我一直很興奮，除了為各位的熱忱而感動之外，我知道我們在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說是偉大，也一點都不過分。

社區的歷史太常在「大歷史」當中成了佚失的篇章，地方人們真實的故事往往在大人物的傳記之外散落。如果我們談到歷史，大家可以能會開始收集很多的官方歷史文獻，或者進一步從很多的報章雜誌、照片或者一些歷史建物來著手。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往往忽略了一種可能更為珍貴、更具有意義的「看不見的歷史」。這些看不見的歷史，往往缺乏文字的記載，而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這些充滿故事和在地意義的記憶，或被遺忘，或隨著在地人們的凋零而亡佚。所以很多時候，官方的歷史文獻除了無法建構社區的集體意義之外，很可能讓人們失憶。

地方文史工作開啟了一個我們從「小歷史」探索土地上人們生活記憶的可能。然而，可惜的是，過去許多地方文史工作過於雕琢史料、太輕易地學習了學院歷史考究的技術，太多的地方史家傾向大量依賴官方資料、檔案以及許多歷史文物，不過很顯然的，這些無法涵括了一個地方的過去。事實上，社區成員的記憶往往提供了社區史的豐富材料，而且這些珍貴的成分通常無法在其他任何形式的來源中獲得。因此，我們需要更為開闊的視野與方法，提供社區說出自己的故事的可能。

口述歷史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將社區成員的個人記憶和其他來源的歷史資料進行連結，並試圖描繪更為生動完整的社區圖像。因此，我們可以說，口述歷史是一個將社區成員日常生活經驗聯繫到歷史紀錄的無價工具。口述歷史提供那些不會在歷史檔案中出現的人們發聲的可能，讓歷史不再只是硬梆梆的統計數子和官方報告，提供了過往社區行動的緣由以及過程更為鮮活誠懇的圖像。

所以我邀請大家開始在社區裡頭作訪談，在社區的大樹下，在西瓜田裡，還有在自己家裡紀錄母親的故事。我還記得我們的工作剛開始時，大家都說自己的故事「沒有什麼好說的」、「大家都差不多」；或者說「沒有什麼照片」，「自己的照片裡面沒有什麼東西」。我相信，現在各位崎頂的歷史學家們不會再這樣認為了吧。

我認為，相信各位一定也同意，「說社區的故事」提供了建構社區集體記憶，型塑社區認同的媒介。更重要的是，社區的故事應該由社區裡頭的人們來說，透過社區民眾的敘說，重拾那些曾經散佚的記憶，重新詮釋自己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重新肯定自己生命的價值，以及社區生活的珍貴。

更重要的是，各位參與口述歷史的製作過程，提供了社區民眾將個人經驗聯繫到社區的脈絡當中，也醞釀了將社區歷史聯繫起更大的區域或者國家的歷史的潛能。讓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散落、孤絕，而是我們這個共同體當中共同成長的記憶。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故事，而這當中的獨特不是社區的邊緣，而正是社區記憶我們自身的方式。

「讓社區說自己的故事」提供了社區民眾參與建構自身社群的過往的機會，透過社區集體的對話和分享的過程，社區民眾可以去標定什麼對他們是重要的，他們可以怎麼詮釋她們自身的歷史。透過集體記憶的形塑，同時也是社區認同建構的過程，這提供了社區動起來的潛能。

我還記得每回我向各位說到這裡，說你/妳們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做得很棒，各位總是認為我在說場面話，一方面不認為自己可以做得成功，同時也懷疑自己的東西能不能當大雅之堂。

今天，你/妳們的作品即將出版，我想為各位喝采慶賀。當你/妳們看到自己的這份作品，我想，這下各位一定不會覺得我在說場面話了。

我想用這篇文章謝謝各位，因為你/妳們的用心和熱忱，一直讓我振奮至今。

這是一本崎頂人說的崎頂故事，希望我們可以一直把故事說下去。

獻給崎頂的歷史學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