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介修
-I-
我的青春期彷彿特別的長，而且還沒結束。在拖長了的青春期裡，我反反覆覆地在各種衝突中，尋找自我，以及被別人看待的方式；眺望他方，也追尋身世。
-II-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總與人談論著那個關於成為一名醫師的夢想。我們習慣以「爲什麼想當醫師」開頭，以「成為一名醫師能夠做什麼」來結尾。
在家鄉的二十年，是著實封閉的。在「有為」而具「貫徹力」的教育工廠裡，我成為這麼一個生產線中的佼佼者。在不斷的順服中往分數的金字塔頂端爬升，終於成為人人稱羨的醫學生，「好學生」。在山城的二十載，思維是著實單一的。封閉的客家小鎮，傳統和權威成了唯一的圭臬；學習環境中，同質性過高的「教相長」的「夥伴」們，人人都往單一的主流中認知事物。將自己放入主流的潮流裡，不能否認，是較令人感到舒服的。
那年夏天，我很順利地成為了一名醫學生。為了要成為一位醫學生，說實話，雖然沒有感到多麼困難，卻也的確犧牲了一些東西，那些東西是什麼，好像有點複雜，一時也說不上來。不過，有些東西是在我們那個年紀遺漏了，我想我知道。或許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乍來到南方的我，貪心地捕捉著過去遺漏的東西，企圖「撈」回一些什麼。我們開始和同學們瘋狂地興辦起社團的各種活動，有思辯性質的讀書會、有廣交朋友的全國營隊，我們一群小夥子不斷地思索著各種想法，激盪著各種解決問題的可能。那些時候，我們總愛聚在一起漫天地狂想與對話。在廟口黃湯入喉的每一個夜晚的慷慨激昂或鬱鬱喪志，還是一鍋薑母鴨下肚之後的青春記事，都實在令人難忘。
從北到南，是著實令我感到掙扎的。不論是從鄉村到城市的政經差異，或從高中到大學的思維改變，抑或南北的國家、族群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差異，都讓我感到無比的衝擊。
那正是台灣民間力量勃發的時刻，因此常有為數不少的「社區營造」、「鄉土文化」以及其他特定社會運動議題的營隊。每年寒暑假我總會挑選幾個營隊去玩玩。也許是厭惡了每天與那些繁瑣的細菌和病毒的名字相伴，也許是不想放長假的時候待在家裡和電視相望，也可能是一種原始的慾望，想從固定的、習以為常的人際網絡和學習、生活型態中逃開。我以一種逃跑的姿態，開始了一趟趟的營隊和旅行。
逃離家鄉之後我開始參與各地的社區行動，它們也常常成為我在假期中從家鄉逃跑的一個方式，或者藉口。然而弔詭的是，隨著這些參與的歷程，我開始逐漸形塑著一種對於家鄉的想望。當我看到台灣各個地方的人們開始關心著自己居住的地方，開始回到家鄉更為樸實地工作與實踐；當我與夥伴們一同思索著當地的農業處境，當我在營隊活動中擬定著各種社區計畫；當我拿起相機拍攝著那些認真而樸實的面容、那些荒蕪的農田。這些畫面與時刻，成為我遙寄家鄉的一個儀式。
這段遠離家鄉的過程，不僅漸漸地孕育出自己另外一種關注家鄉的距離與眼神。從南北意識型態的差異，我漸漸在過去單一而狹隘的世界中，發現了觀看這個世界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在醫學院這麼一個封閉的塔中，細菌和病毒始終引起不了自己太大的興趣。然而，這樣單一乏味卻漫長的「習醫」之路，卻也提供了自己不務正業、四處遊蕩的一種身分上的庇護。這段流浪的歲月，讓我繼續漫步於家鄉、異鄉，不斷轉換地選擇觀看世界的方法。
這一趟趟逃離家鄉的旅程，彷彿也同時構築著另一段回鄉的歷程和想望。
-III-
我開始常回家。每次回苗栗老家，總會和親友聚餐，一方面讓久違的親友們「確認」我的模樣，另一方面這也成了我在離開家鄉之後，一個「觀看」家鄉的方式，在這些觥籌交錯的場合裡頭，聽聞家鄉與親友間的大小事。
「那個議員才當一任而已，就賺得飽飽。」
「做官的人，怎麼可能不吃錢啦，吃多吃少啦，還有要吃，也要記得擦嘴巴!不要像趙建銘，很笨…」
「我那裡選村長，全部也都在買，不過很奇怪，就是不會發到我這裡，呵呵…」
「我下一任要來選里長，現在那個部長是我親戚，我當里長要來拿經費就簡單啦!」
「最笨的人才跑去搞政治，那裡都很黑，骯髒的人才會去搞，而且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去搞『那種東西』…」
在這些聚會裡頭，除了交換大家最近的生活之外，也總不時會談論起地方的事務。這個時候我通常會很安分地扮演好「有耳無嘴」的年輕人的角色，特別是在親友們開始對於我的「乖巧」有些懷疑之後。不過，這也倒讓我有機會很真實地從家鄉人們的交談中，重新觀看我熟悉而陌生的家鄉，也開啟了我對於家鄉事務的一些思考。
親友們有一種默契，對於「政治」盡量不開啟話題。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每次的聚會中，對於當今時局以及地方事務的話題總不會缺席，而且往往都會越談越起勁，一發不可收拾。其中通常不會有「不同意見」的形成，不論是對議題或者個別的政治人物，大家通常有著「和諧」的看法，一旦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時，稍有相左的味道，立即就會有人出來說：「不要談政治。政治都是那些政治人物的事情，我們家都很清白，都不玩政治。喝酒喝酒…」
大家不信任政治人物，不認為政治與自己的尋常生活有所關係，卻總期盼以私人的關係維持與政治人物的連結，尋求自身的利益。每每總會有人談論著他與某個地方政治人物的良好關係，或者可能透過地方議員的力量為自己的兒女謀得一官半職。
不過，大家似乎也從來不認為自己一個尋常人家，能夠為這塊土地的公眾事務付出什麼心力。親友們常常高嘆著政治人物有他們的世界，或者怨嘆著地方議員的素質與服務熱忱。做義工彷彿是要選里長的人才需要去做的，參與社團是那些愛搞政治的人才樂於從事的勾當，辦活動如果沒有政府補助，就一定是哪個政治人物用來攏絡選民的糖衣。
在這裡，社會的力量沒有看見。台灣公民社會仍在形塑，不過當各地逐漸醞釀形塑公民社會的能量時，我在自己的親友身邊感受不到那種能量，在自己的家鄉沒有看見太多的可能。
我們雖然有著「不落人後」的社區行動，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這些社區行動，依然存在一種上對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社區行動在政府的規劃下，進行各種企劃比賽。人們迷失在各種加冕，以及社區中短暫的喧嘩，而失去了思索並且建構社區本身行動議程的可能，而地方公民社會的醞釀可能也在這個捷徑裡逐漸被消耗。
我們雖然也有各種民間社團，然而社團總淪為各政治人物的樁腳，除了維持特定群體的利益之外，看不到太多對於促進地方公益的實踐和想像。
雖然我們終於有了高等教育的機構，然而我們仍然很難發覺這些大學對於地方發展的參與的實踐，或意願。即使苗栗人曾經那麼渴望這些殿堂的成立，過去十幾年成為每次選舉的必然政見。
-IV-
每次回家，我都會四處晃晃。其中我常去中山路一家書店走走，不過通常沒有帶走任何一本書。這裡應該是我中學時期買了最多書的地方，我望著以前每每從中瀏覽的一整排參考書，還有那幾本劉鏞的勵志書籍，常常心理想著：如果苗栗的年輕朋友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書籍，思想以及視野能夠更早獲得不同的啟蒙；在那些無謂的背誦、窘狹的升學幻象或者螞蟻雄兵似的竹科生活之外，有一個地方可以讓大家時常聚首，互相分享，共同學習和對話，不知道能不能提供年輕朋友對於個人、對於社會、對於家鄉更為豐富的想像，以及熱切的期盼？
不知道在這個曾經是台灣買票和貪污最嚴重的地方，年輕朋友是不是對於公共領域仍懷期待？
不知道這個由「硬頸」人們所組成的家鄉，年輕朋友是不是仍願不願意相信改變的可能？
不知道在「有耳無嘴」的家鄉，年輕朋友願不願意仍相信自己促進社會變遷的力量？
-V-
年輕人總應該多一些想望的吧，當人們已經不再相信夢想，不再願意參與。
歸來，在鄉愁式的故鄉認同之外，我們有沒有更積極的想望？
苗栗青年行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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